王东岳的中西哲学启蒙课MP3音频全集

我们最后探讨变法悖论问题。大家知道人类历史上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构型。如果要发生变革,非常困难。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在阶级产生阶级分化以后,你要变革它,你就会触动或者损害原有社会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而他们统治着社会,他们是社会有组织有力量的人群,你怎么可能改变社会制度?


因此人类历史上,但凡要深彻地改变一个社会制度,基本上只能靠革命。大家注意,政治学上有两个词汇,一个叫改良,一个叫革命。


我们现在说改革,古代说变法这些词在政治学上都归在改良之下。所谓“改良”就是不通过暴力战争的方式改变国家制度,这叫“改良”。所谓“革命”就是以暴力方式推翻原有统治阶级建立社会制度的新构型,叫“革命”。


请注意,不见得所有的暴力运动都能叫革命。比如中国每两三百年改朝换代,农民起义,推翻王权,这不叫革命,这叫暴乱。


为什么?它建立的新政权还是原来社会制度的翻版,没有任何创新,没有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这不叫革命,这叫暴动,这叫暴乱,这叫改朝换代。


人类历史上可以称为革命的事件是非常之少的。比如武王克商,叫革命,中国最早的词就出在形容武王上,《尚书》中。因为他把中国氏族部落邦联制改变成封建制,因此可以叫革命。比如1911年辛亥革命,它把君主专制制度转化为共和制度,所以叫辛亥革命。而前面叫戊戌变法,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英法资产阶级大革命,它把封建制、君主制改变成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这叫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称得上革命的事件是非常之少的,而且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改变社会构型。这个道理大家也很容易理解。


这就是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在中国历史上,改革、改良、变法历来都是失败,这叫变法困境,或者叫改革困境,或者叫改革悖论。为什么?因为改良、改革、变法,你所借重的力量,恰恰是你所要改革的对象。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你借重什么力量来进行社会改革?


你借重的是现有的社会统治阶级,现有的社会官僚体系,现有的社会贵族系统,你通过他们来革他们自己的命,然后让他们把自己的利益丢掉,重新组建利益分配的新结构制度构型,怎么可能?这叫改革悖论。而且但凡是改革者,他一定一腔热血,针对社会最集中、最焦点、最严重的地方下手进行改革。而这个地方恰恰是原有既得利益不允许触碰的那个最敏感的部分,所以两相对撞一定引起激烈反抗。而改革的对象们是社会中最有实力的群团,改革者怎么可能成功和安生?这叫改革悖论。


因此人类历史上但凡是改革、变法、改良运动,基本上全都以失败而告终。


我举例子,比如唐代中期,唐朝已经一片纷乱,自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其实并没有解决问题,藩镇之乱更加加剧。从安史之乱的少数藩镇造反,变成有八十三藩镇分裂国家。这个时候唐代中期发生“二王八司马变法”,这八司马里就有唐代著名学者刘禹锡和柳宗元,他们只是做轻微的吏治改革,结果变法失败,二王被斩杀,八司马全部被流放。北宋年间,由于北宋面临整个北部游牧文明的巨大压力,金、辽、西夏、蒙古,因此北宋社会内部极为脆弱,不断地有改革的需求和呼声冒出来。


在宋仁宗年代发生庆历新政,也就是庆历改革,为首的人物就是著名学者范仲淹。范仲淹庆历改革,也只是做轻微的经济改革和吏治改革,结果以失败告终。范仲淹被流放,他最著名的文章《岳阳楼记》就是被流放以后写的东西。


到宋神宗年代,北宋进行第二次改革,这就是著名的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同样只是做轻微的经济改革和吏治改革。结果以失败告终,两次被贬谪。直到1899年戊戌变法,大家要知道戊戌变法为什么发生?是因为日本1868年才打开国门,进行明治维新,而中国1840年打开国门,按理说中国打开国门以后,开始展开洋务运动,所谓洋务运动,就是只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科学技术的应用层面,文化深层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绝不允许动摇。


用张之洞的说法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叫洋务运动。而日本1868年才打开国门进行明治维新,但它提出的口号是脱亚入欧,全面学习西方,改造日本社会,抛弃唐学,接受兰学。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隋唐时代派遣隋使、遣唐使学习中国文化,他说中国文化叫唐学,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例行上千年,明治维新以后,它立即意识到西方文化比中国传统文化优越。之所以把西方文化叫兰学,是因为荷兰人最早影响日本,所谓兰学就是西学。


它立即全面抛弃唐学,从根本上学习西方。派留学生、派政治考察组织全面学习,连议会制度,虚君制度都全面带入。1868年到1894年短短二十六年,它居然把它的老师东亚第一大国打败,这就是著名的甲午海战。


日本当时的学者都跪在日本大街上哭嚎,为中国哭嚎,为它的老师如此脆弱哭嚎。可见它对中国文人的刺激何其之强。所以以甲午海战这个失败为界限,中国洋务运动正式宣告结束和失败。中国开始进行社会改革,这就是1899年戊戌变法,要求宪政改革,都到这种形势下了。康梁戊戌变法,新政不过百日左右,最终失败。六君子被慈禧太后斩杀北京菜市口,这才导致中国不得不进行革命。


孙中山革命、辛亥革命,由此引发。学界今天还在讨论,当年戊戌变法何其灾难深重。因为辛亥革命是不成功的,中国最终根本没有建立起宪政,反而造成一片乱政,持续数十年。如果当年戊戌变法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顺利进行,中华民族何其之幸。我在讲什么?改革悖论。


可是现在我们回望商鞅变法,大家注意商鞅变法的深彻程度,居然不亚于任何一场革命,它不仅进行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且进行政治领域的改革,它甚至改变国体。此前是封建制度,此后是君主专制制度,它不是一般的政治改革,它是根本性的国体变革。这种东西通常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完成。


而商鞅变法基本采取不流血非暴力的方式,完成了这场革命式的变法改良,在历史上非常罕见。这就是为什么梁启超说商鞅是中国仅有的六大政治家之一的原因。


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商鞅变法的过程。商鞅是卫国贵族,他最初为什么把自己的身段放得极低,竟然到魏国宰相府去当一个门客,是因为他深知,只有魏国相府里才能见到李悝《法经》的文献。


于是他身段极低,去给公叔痤做门客在这期间,深研李悝《法经》著作,建立法学理论思想准备,他到秦国见孝公,通过一个嬖臣叫景监的人走门路,他为什么又把身段放到如此之低,以至于有点羞辱人格的状态,他在所不顾。是因为他必须考察君王。


我们认为只有君王考察臣子,何有臣子考察君王之说。可是商鞅心里明白,他如果要做政治变法,他就必须考察自己的政治伙伴是否有担当力,所以他走门路,走低端门路,一定要见到孝公本人。


他跟孝公三次谈话,《史记》记载上第一次谈话谈帝道,第二次谈王道,第三次谈霸道,这个讲法不好,说不清楚是什么,我换一个讲法。


中国政治学上有两个很重要的词汇,一个叫王道,一个叫霸道。


所谓“王道”,内圣外王之道,就是内里修德,外里以德治国叫王道。商鞅最初跟孝公见面,先谈王道,这是人类远古时代以德治国的典范。战国时代已进入大争时代,剧烈种内竞争——国际竞争。到了这样一个时代,他居然给孝公讲王道,岂不是可笑?所以孝公听得昏昏欲睡,出来就批评景监,说你给我引荐了一个怎样的腐儒之生?他在干什么?考察君王。


他第二次见孝公,他给去孝公讲霸道——富国强兵争霸之道。大家知道霸道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兴起了,这不是什么新学说,也不是什么新举措,但毕竟谈到点子上,因此孝公总算听得下去。


他到第三次见孝公才谈变法,为什么?因为他深知变法是一个非常苛酷的过程,绝非一般政治家能够承担,而且要动摇国本、伤及贵族。所以他第三次才跟孝公讲这个。


他前两次考察的结果,发现孝公对那些相对柔和的改革举措不感兴趣,这才进入主题。两个人相谈甚欢,三日三夜不绝,《史记》记载,他们的这三次相见是在孝公元年,可商鞅变法是在孝公三年,中间缺了两年。


《史记》没有记载这两年商鞅在干什么,孝公在干啥。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绝不打无准备之仗,在做全面的法理准备、人事准备、政治准备,所有的操作前的预备。把它做成很稳妥的一个出发基底,然后才开始。


商鞅变法头九年,只做经济改革。为什么?因为变法如果过早的进行政治改革,一定严重的会引起整个贵族系统的根本不能接受的反扑。所以他先做经济改革,他做经济改革,贵族们虽然有点不安,但是贵族在其中甚至有所受益。因为农业劳动积极性增高,仍然给贵族交租交税,贵族的收益反而增加,因此贵族根本无法团结起来抵制变法。


九年以后,贵族力量涣散,而变法势力成型。商鞅开始政治变革,废除爵制,建立郡县制等等才开始进行,极有章法。


把政治操作达成有节律、有韵律的艺术水准,如此逐步推行商鞅变法实现,居然改变国体,完成革命方能完成的社会变革运动。这就是商鞅变法。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商鞅其人绝非等闲之辈。我不是赞赏商鞅变法,我是想告诉大家历史上的变法本身的含义和难题。


它同时对于各位听众,你只要是做组织领导,不管你是做行政领导,还是做企业领导,或者做其他事业的组织领导,你都面临这个改革悖论。因为任何组织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腐朽。我这里的腐朽不是指贪污这个事情,而是任何组织一定会腐坏,组织会涣散化,甚至腐败化,这叫区域组织规律。


对于任何一个组织者、领导者来说,你都有一个对自己组织随形势之发展不断刷新的需要,不断改革的需要,可你一定面临改革悖论,你要么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总代表,所以你一定拒绝改革,或者表面上做浅层改革,实质上根本不改;你要么就面临改革悖论,你所要改革的对象恰恰就是你所要借重的力量。你逃不掉这两者之一。


可是如果你不能对自己的组织系统进行刷新改革,组织本身却一定败坏、却一定涣散化。这是一切社会实务者、社会组织者、社会领导者都面临的巨大难题。如果有必要,你可以参考商鞅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