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思想家，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他一生著述宏富，尤以主持编撰《资治通鉴》闻名于世，其思想与实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主要影响

  1. 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 里程碑意义：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上起战国（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公元959年），涵盖了1362年的历史。它开创了编年体通史的新高度，体例严谨，取材广博，考订精审，叙事翔实，文笔生动。

    •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这是司马光编纂此书的根本目的。他旨在为帝王提供一部历史教科书，总结历代王朝兴衰、政治得失、民生休戚的经验教训，强调以史为鉴，指导现实政治。这种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使得《资治通鉴》成为后世帝王将相、政治家、学者必读的治国宝典。

    • 深远史学影响： 该书确立了编年体通史的典范，对后世史学发展影响巨大。其编纂方法（如考异法）、史论（“臣光曰”）以及所体现的史学思想，都为后代史家所继承和发扬。它也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史不可或缺的核心史料。

  2. 政治实践与“元祐更化”：

    • 反对王安石变法： 作为保守派（旧党）的领袖，司马光激烈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他认为新法（如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过于激进，脱离实际，扰民害民，加剧了社会矛盾，破坏了祖宗法度和儒家理想中的社会秩序。他尤其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

    • “元祐更化”： 宋神宗去世后，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在极短的时间内（约一年）几乎尽废王安石新法，恢复旧制，史称“元祐更化”。这标志着北宋政治格局的重大转折，也加深了新旧党争。此举虽迎合了部分反对变法的士大夫和既得利益者，但其操之过急、不分良莠尽废新法的做法也带来诸多问题，并导致后来更加激烈的党争反复。

  3. 儒家思想与保守主义：

    • “守常”与“渐变”： 认为社会制度（尤其是被历史证明有效的祖宗之法）应保持稳定（“守常”），改革应是渐进的、修补性的（“渐变”），反对激进的、颠覆性的变革（“骤变”）。他相信社会财富总量相对恒定（“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国家与民争利有害无益。

    • 重伦理秩序： 极其重视维护君臣、父子、夫妇等社会等级秩序和伦理纲常，视其为社会稳定的根基。

    • 务实与稳健： 在施政上强调务实、稳健，关注民生疾苦，反对好大喜功和扰民政策。

    • 正统儒家卫道士： 司马光是北宋中期儒家正统思想的坚定维护者和实践者。他尊崇孔孟之道，强调纲常名教、礼乐制度的重要性，主张以德治国、仁政爱民。

    • 保守主义思想： 他的政治哲学带有鲜明的保守主义色彩：

  4. 礼学与修身：

    • 重视礼制： 司马光对礼学有深入研究，认为礼是维系社会秩序、规范人伦关系的根本。他编撰了《书仪》、《家范》等著作，详细规范了冠婚丧祭等家庭礼仪和治家之道，对后世士大夫家庭的家规、家训影响深远。

    • 强调修身： 个人修养上，他恪守儒家道德规范，以“俭素”著称，强调“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其生活作风和道德文章成为后世士人典范。《训俭示康》是其教育子女节俭的名篇。

思想深度评价

司马光的思想深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但也存在显著的时代和个人局限：

  1. 历史哲学与政治智慧的深度：

    • 强烈的历史意识： 通过《资治通鉴》，他系统性地梳理了千余年的历史脉络，深刻揭示了王朝兴衰、政治成败、人事得失的内在规律。其“臣光曰”的史论，充满了对治国理政、用人得失、道德与法治关系等重大问题的深邃思考，展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洞察力。

    • “资治”核心： 将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赋予史学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实用价值，这种“经世史学”的理念是其思想深度的集中体现。

  2. 儒家伦理与秩序的执着：

    • 对儒家核心价值观的深刻体认与实践： 他对“仁”、“礼”、“信”、“义”、“俭”等儒家核心价值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更是身体力行。其保守主义立场，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儒家理想秩序（如井田制、宗法制下的和谐社会图景）的执着追求和对破坏这种秩序的担忧。

    • 对社会稳定的极端重视： 深刻认识到大规模社会变革可能带来的动荡和破坏，因此将维护现有秩序（尤其是伦理秩序）的稳定视为最高政治目标之一。

  3. 局限性与争议：

    • 历史观的局限性： 其历史观本质上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帝王之学”，强调为君之道、驭臣之术，核心是为巩固皇权服务。虽然也包含“民本”思想（如强调爱民、养民），但根本立场是君本位而非民本位。

    • 保守主义的偏颇： 对“祖宗之法”的过度推崇和对变革的极度警惕，使其对北宋中期深刻的社会危机（如“三冗”问题）认识不足，提出的解决方案（恢复旧制）往往流于表面，缺乏解决根本问题的有效手段。其“财富恒定论”忽视了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可能性。

    • 政治实践的争议： “元祐更化”中尽废新法（包括一些合理成分）的极端做法，被批评为意气用事、缺乏政治家的包容和妥协智慧，加剧了党争，未能有效解决国家积弊。

    • 对王安石的评价： 其强烈的反对立场和主导的废法行动，导致后世对其评价常与王安石变法捆绑在一起，其个人成就有时被其政治立场所掩盖。

总结

司马光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人物。

  • 作为史学家， 他达到了巅峰，其《资治通鉴》是中华文明不朽的瑰宝，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历史编纂能力和深邃的政治历史智慧。

  • 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 他是北宋儒家正统和保守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对儒家伦理秩序的坚定维护、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对稳健务实政治的追求，都体现了其思想的深度和价值。然而，其思想中强烈的保守倾向和对变革的排斥，也使其在应对时代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其政治实践（尤其是“元祐更化”）留下了巨大的争议。

评价司马光，需要将其置于北宋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既要看到他作为史学巨擘的卓越贡献和作为儒家士大夫的道德坚守，也要认识到其保守主义思想在应对社会变革时的局限性。他的影响是双重的：一部《资治通鉴》光照千秋，启迪后人；而其在政治漩涡中的抉择，也为后世治国理政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