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与心学:西方思想史历经“神学——哲学——科学”之三大演进阶段或三大逻辑范式此乃地中海开放型交流态之地理和文化的自发延展产物,但中国思想史或国学系统显然处于“古儒学、准神学、亚哲学”的更前期阶段或前神学阶段个中原委与现代智人迁徙于东亚的迟到定居等因素有关,其基本特征表现为“天地崇拜、祖先敬仰、人伦关注”的物、人、神之未分化状态是为“天人合一”的思想渊源,并停滞于这个阶段达数千年之久,最终使之雕琢化、完善化和僵老化个中原委与黄土地质特别适宜于粗放农耕,以及故国地缘之西绝嵴、东汪洋、南崇岭、北冻土的相对封闭等因素有


从哲学的角度看,中国思想史有如华夏地势所造成的水系布局一般,俨然呈现出江河日下的独特形势:从老子深邃的“哲学”颠覆或“亚哲学”颠覆,滑向孔儒与墨家的“实学”陡坡即韩非子所谓的“显学”,再一路滑向战国时代之诸子百家恣肆横流的中游,至此,“国学”之大体基本完成。


早在战国后期,国中之“悠思”则已全然被紧迫的“治学”所取代,至西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所谓的“独尊儒术”其实不过是儒家的政纲、法家的术势与阴阳家的穿凿之大杂烩而已。此后,虽有佛教传入,“因明”略张,然国学收束之势未改,宛若下游入海,汇为静潭,只有表面上的涟漪波翻,却不见决定去留的深层涌动。演至宋明以降,竟成“国学死而国粹生,学术死而技术生”的别样局面此处之“国粹”特指“民间技艺的总和”而言


从二程到朱熹的“理学”,只是移借佛学“理一分殊”的逻辑方法,重新将杂糅化了的儒学道论弄成更为僵硬也更为局促的名教体系,其“存天理,灭人欲”的基调《朱子语类》卷十三,以及“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宇宙之间,一理而已”(《朱文公全集·读大记》的滥调,绝难看到一丝一毫哲思纵深的生气与生机。


从陆象山到王阳明的“心学”,表面上看似乎略具主观唯心论的思绪如九渊之“宇宙吾心,吾心宇宙”,实质上却是在寻求儒教“修身”与“治世”的另外法门,其“格竹顿悟”、“心照花色”、“山贼心贼”以及“良知良能”、“知行合一”等等,大抵全是孔孟旧说的铺张或翻版,而且立论浮薄、议叙零散,任何人都无法从中引动新的逻辑枝节。果然,明清以还的中国学思,再未见有能够光大王氏心论的流派问世。

 

不过,话说回来,恰恰是由于哲学逻辑以及作为其思想后果的科学逻辑之不展,才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得以“滞而不夭”,最终成为世界诸多文明古国中仅存的孤本和孑遗,也成为西方文明危势发展之下当今人类唯一可供借鉴的“稳态文明参照系”。此乃另一话题,于兹不赘。有关中国思想史的历史特征和形成条件,以及我对传统文化或“国故”系统的研究和评价,请参考我的国学著述或专题讲座。

 

(再者,为了摆脱狭义“哲学”或“哲学家”的概念混淆与纠缠,我看还是将“东西方哲人”统称为“思想家”为妥。


所谓“思想家”辈,非具独到之一见也,乃立创世之构思者,它的涵盖范围可以包括:前神学时代的老子与孔子等;神学时代的释迦、耶稣与穆罕默德等;哲学时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与康德等;以及科学时代的哥白尼、牛顿、达尔文与爱因斯坦等。


有关“思想家”的这种跨时代转换现象,正好勾勒出人类理性逻辑及其文明社会演动的分化扩张态势﹝参阅《物演通论》卷一第十六章、第三十四章及第五十一章,卷二第九十五章至第一百零三章,卷三第一百四十六章至第一百五十七章等﹞;同时,我们还可以借此看出,越原始、越低端的思绪,其有效覆盖面越大,稳定通行期越长﹝参阅《物演通论》第十三章与第四十一章等﹞;


它表明,这份难得被保留下来的“东方思想”之张本,尽管乍一看显得分外粗糙而零落,其中却可能珍藏着某种更深刻也更带有普遍性的天地人间之玄机。)

 

(以下仅在上述“思想家”定义的高度上简谈西方哲学和若干哲学家。)

 

2007年8月21日凌晨于西北大学桃园校区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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