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岳:存在论的意义

王东岳主题演讲:存在论的意义

一、 关于务虚

1、 务虚的由来:

我们日常生活的所有行为都是务实,只有类似今天这样对哲学的关注与探讨是务虚,人类为什么要务虚呢?

我们知道,生物的智能都与其生存状态相匹配,如狼的行为能力和智能仅够维持其生存所需的识辨反应;但在生物进化过程中,越高级的生物,其能动性和智慧量越大,这是他生存形势(指《物演通论》中进化过程就是存在度衰减的过程) 越来越弱化、越来越恶化所必须匹配的自为能力与智能代偿,直到最高级的人类面对日益严峻复杂的生存形势开始代偿出与之匹配的智慧余量。何为智慧余量?生物学告诉我们生物的每个器官都是有功能储备的,如心脏在正常或静息状态下跳60-80次/分钟,心搏出量5升/分钟左右,但在特殊状态下(如长跑时、如遇见危险时),最高可以高出5倍于正常状态下的搏出量达30升/分钟;肾脏、肺叶都多出一个也是作为储备而存在的……。人类是唯一一个在智能上有余量储备的物种,因为直立以后,人类的脑容量在百万年间从400ml增加到1400ml而不影响其运动平衡;而其他动物在爬行中为了保持运动平衡,脑容量无法增加。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任何功能储备是不能随便调动的,如豹子虽然跑得快,但是它也是通过潜伏来捕食猎物,在追击猎物中也不持续加速,因为随意调动功能储备,会严重损害身体健康,甚至引起猝死(如马拉松也是过度调动功能储备,有损健康或引起猝死)。智能储备的调动也是如此:直立人和智人并没有智力上的巨大差别,但直立人的三百万年间,面向自然生存和其他哺乳动物没有区别,并没有调动自身的智能储备;而智人开始调动智慧储备或余量,由此构成近一万年人类文明的展开,而文明化过程正是人类急速趋于失存的过程。

2、务虚的含义:

指人类特有的智能储备(或余量)的调动。务虚活动即纯逻辑游戏,即调动毫无用处的智慧余量以拓展人类新的生存空间或生存路径的纯粹理性的展开活动。古希腊的狭义哲学就是务虚之智慧余量调动下的文化形态。

3、务虚的价值:

我们举例说明:蚂蚁社会如同人类军队一样有着非常强的组织性,可是生物学家惊奇的发现在蚂蚁庞大的族群里面,经常有个别蚂蚁什么活都不干,独自在外面游荡,生物学家把这种极个别的蚂蚁称作“懒蚂蚁”。但是它们的“游荡”实际上是在为种群寻找现有资源以外的其它食物来源,即为整个蚂蚁群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这种现象被生物学家总结为“懒蚂蚁现象”。“懒蚂蚁”就是蚂蚁群里的哲学家,它们不随蚂蚁军团行动,处在外面游移状态,看起来懒惰,不参与正常劳动,却肩负着蚂蚁族群后续的生存与发展。它们因为脱离群体安全度极低、向没有资源的地方探索,非常孤独和危险,但正是它们成为整个蚂蚁种群最终能否得以长期延续的关键,它们就是蚂蚁群体里的务虚者。

哲学家的务虚也关乎人类的未来,他们通过发挥智慧余量,超现实的为人类生存资源的拓展或生存路径的开辟而处于极端调动智能的高级生存状态。人类的文明不是铺垫在客观的现实生活中,而是铺垫在思想家的思想通道上,务虚的无用之学奠定所有有用学问的基础。


二、人类早期文明的用智方式:

据上个世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人类的原始文明至少有六百余种。但粗分一下,人类早期文明的用智方式大致有以下三种:

(1) 信主或信仰,即宗教:指感知的确认状态或生存状态牢靠。因为确认,但凡与信仰无关的内容,信仰者都不再去调动,相对于后面的哲学、科学,是存在度高、代偿度低的状态。

宗教或神学也有着追求终极的深刻,但因为“确信”封闭了其务虚的前途,故西方在神学的控制下政教合一,经历了长达五百年的黑暗的中世纪,伊斯兰教在古希腊哲学的传承中起了传薪者的作用,但自身的信仰也屏蔽了自身务虚的进程。

神学、哲学、科学并不矛盾,是人类智慧的一脉增长。虽然神学中的主流被“确信”屏蔽了智慧余量的调动,但更重要的是有少数极具智慧的非主流用非确信的方式即用理性的方式来说明信仰,如毕达哥拉斯、牛顿等就是这种非主流的代表。他们不仅仅相信上帝,还试图找到上帝创造或操作世界的方式:如牛顿早期的力学就是为了说明上帝运作世界的方式,晚年研究炼金术也是为了找到上帝制造世界的材料。他们的目的本是深解神学,却因为不被确信的边缘所限定,超出这个边缘运用务虚的智力,造成了哲学和科学的拓展。

(2)重德:中国文化是典型代表。从先秦时代起,中国的所有的智者都把智慧运用在人伦、道德、社会、政治关系上(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封闭环境下农业文明限局域获取资源造成的资源紧张,从而导致人际关系紧张的生存结构,王东岳老师在《东西方文化溯源》的讲座中有详细的解读)。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用智仅限定于文明丛林(即人祸缔造的文明社会丛林)中应对生存危机的运用,只是务实的智能反应,等同于豹子、猴子在自然丛林中的反应。

(3)爱智(philosophy,即狭义哲学):一般人的智慧都是匠人的务实用智,即是以感性和知性为主、辅以理性的综合用智,理性的使用仅仅限于求存的层面;而爱智或哲学是纯粹理性的运用,是完全脱离求存层面的彻底的务虚。

感性和知性构建起我们先天的识辨系统,在漫长的进化求存中被压缩成本能的基因模块,如人识别猫脸、狗脸、人脸很简单,都是先天的无意识或潜意识的直接呈现或反应;而电脑却没有拥有这方面可以直接反应的模块功能,必须要进行极其复杂的运算。但理性方面如数学计算等纯逻辑的运用对于人而言,和生存训练无关,只能在后天进行长时间的训练才能获得,故对于人类而言,哲学、科学这些纯逻辑的运思是极其艰难的;而对于电脑而言,这部分却显得极其简单。

也就是说,对人类而言,务实的本能用智虽然很复杂却因为压缩成模块而简单,务虚的用智没有压缩成本能模块故异常艰难。这也是中国这个务实的民族在农业文明中技术领先,却在宋朝以后迅速衰落的原因:人口与资源的压力使中国通过务实的技艺迅速崛起,掌握了当时技术总量的70%,但在希腊文化兴起以后迅速衰落,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缺乏懒蚂蚁类的哲学家做智慧余量的开拓使然。由此可见务虚的难度极高,是智能的非常规或病态运用,故务虚是人类最大的学问。

从有效代偿的角度而言,务虚的价值在于缔造了文明,帮助人类完成求存;从无效代偿的角度而言,文明本身导致人类的存在度大幅度降低,使人类整体更快的趋于生存。(关于代偿的有效与无效见后面的讲座及《物演通论》十九章)


三、 务虚引出存在:追问这个世界后面的存在本体。

《物演通论》第一章就指出“一般的主体通常不会对普遍的在发生惊异,反倒时常对个别的在者发生惊异”(这是因为整体的“在”于人的感知中已经固化为本能的无意识的基底或者说被模块化成自然而不展现为问题),而海德格尔作为哲学家则会追问“在”与“在者”的关系。通俗的说,对一般人而言,整个世界即“在”不展现为问题,只有世界中具体的点即“在者”展现为问题,好比一个孩子只会对具体的狗或猫等好奇,不会对整个世界好奇,或者一个人在路上被石头绊倒,他只会关注石头,不会关注整条路。对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整个世界却展现为一个问题;他们纯逻辑的运思或对智慧的变态调动,会追问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存在?

所有人眼见万物皆处于变化中:花会谢,人会死,四季会交替;山会坍,河会干,大地会开裂……。古希腊的哲人则开始追问变化后面支配变化的力量,即那个不变的存在本体是什么?神学在这一点上和哲学一样,也属于超智慧的追问终极,虽然神学用神而不是理性来解决了这个问题,但这种对世界的终极解读显示了神学的深刻性,故神学家是最早的思想家,神学是后面哲学、科学等一切学问的奠基。神学时代,那些试图用理性寻找神运作世界的方式的人成为从神学中分化出的哲学家。

也就是说,最早的古希腊的哲学家认为变化的万物后面有个不变的本体才是真正的存在,这段追寻存在本体的哲学我们称之为本体论。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追寻到水,认为 “水为万物之源”,因为万物主要指生命,水是生命的基本要素;泰勒斯的弟子阿纳克西曼德认为世界的根源“无定形”,很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基本粒子构成了世界的本源;阿那克西美尼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气,这点跟中国古代的看法非常接近,比如中医是气一元论,认为万物气聚而生,这也是中国哲学的表达;赫拉克里特认为这个世界的本源是火,火的动态决定了万物的动态;阿那克萨哥拉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种子。古希腊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留基伯和他的学生德谟克里特认为这个世界由原子构成却无法说清原子是什么;直到十九世纪末期,卢瑟福才第一个做出现代科学的原子模型(中间是一个原子核外面是电子云围绕,而“原子”这个词就是延用留基伯的对存在本体的概念表达)。我们今天知道原子还可以再分解为基本粒子,但讲世界由基本粒子组成,跟留基伯讲世界是由原子组成在概念上完全相同,都是存在本体“质料”的最小单位。


而《物演通论》第一句话“哲学上所谓存在仅指感知中对象的总和”,一方面是对古希腊“存在”概念的沿用,一方面明确“感知”包括“感”和“知”(“感”是感性经验,“知”是“感”后面的、对经验层层归纳、演绎后的纯逻辑的理性认知),而“知”就是古希腊所追究的存在本体(形式因那一路的存在本体)。

古希腊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作为“存在”概念的提出者明确“存在是指永恒的不变的不可分割的主宰着流变的表象体系的本体”,并根据前人的论述总结了“存在”的三条路(见《物演通论》63章):

    第一条路是:“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可注释如下:无论感知是否能够认识存在,存在自必存在;或者说,不是认识了存在才有存在,而是有了存在才需要确证认识。不过此刻所谓的“存在”不以认识为前提,因而只是一个武断。

    第二条路是:“存在者不存在,非存在必然存在”;可注释如下:无论存在是否存在,感知造就了唯一的存在表象,如果把这种意识化了的表象视为非存在,则非存在才是可证明的存在。不过这里所谓的“非存在”仅以认识为前提,却没有对“认识”本身加以认识,即尚缺乏充分的理由判定“非存在”本身的性质以及它与“存在”的异同,因而也是一个武断。

    第三条路是:“存在和非存在同一又不同一”。可注释如下:既然存在与非存在可能都存在着,且相互关联而又不能被统合为一种东西,则舍此没有其他出路。不过这条出路以上述两项武断为前提,因而不免仍是一个武断,而且是建立在武断之上的武断。

对于巴门尼德的“非存在”虽然有很多解读,但合理的结论应该指我们感知中的“表象体系”(即通俗的“假象体系”)。第一条路的本源存在是真理之路,属于余量用智;第二、三条路是意见之路,属于正常用智。

巴门尼德由此把“本体论”转化为“存在论”的探讨,如同康德通过对知识的探究把“认识论”转化为“知识论”的探究。

与沿着“质料”追寻存在本体不同,古希腊的另一路沿着“形式”追寻,代表人物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欧几里得。毕达哥拉斯是唯理论的先声,他提出“万物皆数”,数是万物的本源,因为数论逻辑永恒不变。数论与算术不同,它只讨论纯数学的拓展范围和可拓展状态,贯通成完整的逻辑系统,纯粹是一种哲学性的宇宙观;柏拉图的“理念论”就是在毕达哥拉斯学说的基础上展开的,所以柏拉图所创办的亚加德米学园(Academy)门口就写着一条“校规”:不懂数学者不得入内;几何学(“形论”)鼻祖欧几里得,他著述《几何原本》的目的也不在于具体实用,而是为了给柏拉图的“理念论”提供证明,证明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抽象的点、线、面才是解析“世界图景”(指“主观世界图景”或“理念世界体系”)的根据。(西方哲学史可见《物演通论》附录二)

“质料”和“形式”都是对存在的纵深和展开。这里的形式是指“逻辑形式”,故亚里士多德说“形式决定内容”,因为你的逻辑形式或思维模式决定了你的逻辑内容或思维内容。现代科学一方面把作为“质料”的基本粒子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研究手段本身就是“逻辑形式”的运用,故哲学是科学之母,哲学、科学都是务虚的纯逻辑工程。

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把存在问题总结为“四因说”,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质料因和形式因如上所述,动力因和目的因与我们目前的思境离的太远,已没有学术意义和价值,如亚里士多德把动力因和目的因归结于“智、善、神”,“智”指智能化,“善”指道德的最高标准,“神”缔造世界本源的回归者。

至此可知,在古希腊存在论时期已经展现出所有科学的前沿问题。由于“形式因”决定“质料因”,虽然认识论还没开始,虽然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柏拉图并没有意识到数、形、理念都是精神,即没有把物质和精神分开,但以此讨论万物的时候,实质上讨论的已经是精神了。因为外物和精神不可分,一旦说外物,其实已是对精神的指谓(即感知中的存在)。因为精神的自行封闭性(《物演通论》中的形而上学的禁闭),我们找不见精神与万物的边界条件,故唯心、唯物不成立,这也是上个世纪哲学家认为一切哲学问题都是伪问题的原因。但上个世纪哲学家想勾销这个问题不成立,因为存在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真正用智慧余量讨论问题的时候,必须假设,我们也只能借助假设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设定一个公理,公理即假定。西方一切文化都展开为假设与证明。学问就是证明!《物演通论》也是一个假设、证明体系,这是这本书的难度(《物演通论》第80章最末一段明确指出卷一的递弱代偿本体论模型是假设的精神与物质的边界条件,并通过卷二卷三予以证明)。故一切真正思想展开的书都是证明的书,都是烧脑的书。

一般人眼见为实,见到即证明,但现在一切知识都和眼见无关:当你说物质的时候,必须说原子和基本粒子;当你说分子的时候,必须说化合键;当你说生命的时候,必须说细胞和基因,而这些都是我们眼见之外的东西。故我们今天的一切知识和眼见无关,经验证明无效,而且不产生任何知识。中国倡导的学以致用、眼见为实、知行合一不仅无效,而且严重屏蔽了中国人调动智慧余量、展开思想的可能。做学问的人必须牢记:实践不出真知!认识论由此展开。也就是说,谈外物首先要谈精神,谈精神就要谈精神的规定性,本体论由此转向认识论,唯心主义哲学由此成为哲学的主体,故认识论根本上并没有脱离存在论问题而是更纵深更细致的讨论存在。

但当展开对精神问题的探讨时,对象存在和精神存在始终纠结不清。古希腊哲学家高尔吉亚(Gorgias)虽然没有文本留下,也不是很有名,却留下惊人的的三句话:

1、无物存在。请想想贝克莱。

当存在的问题发展到认识论的时候,人们立刻发现外物不存在,因为外部存在不过是你感觉的结合,即存在就是被感知(贝克莱)。你怎么知道外物存在?不过是视觉上看到了它、听觉上听到了它、触觉上摸到了它,这些感知集合成外物。外物在外与否无从判断。

2、 即使有物存在,也无从认识。请想想休谟。

笛卡尔的二元论把古希腊暗含的外物与精神明确展开,即将“物质实体”与“心灵实体”明确地予以区分,但笛卡尔唯一能证明的只有“我思故我在”(我思,故我的精神存在),外物成了独断。独断即假设,需要予以证明。

洛克试图用“白板论”证明外物存在,认为人出生时心灵如白板,对任何事物均无印象,人的一切观念和知识都是外界事物在白板上留下的痕迹,最终都导源于经验。

贝克莱直接用洛克的证据驳倒洛克,认为精神是感知的集合而不是白板,外物才是白板。

休谟指出人获得知识只有两个途径:归纳法和演绎法。但实际上特称判断不能导出全称判断,也就是说,归纳法不成立,从个别经验不能导出一般的、普遍的结论和知识;同时,休谟否定了逻辑上因果联系的客观性,认为因果关系只不过是对知觉印象在时空上重复伴随出现的误判(如每天鸡叫后太阳升起,但鸡叫并不是太阳升起的原因),这就相当于把人类的所有知识系统或认知外源从根本上加以否证。休谟更彻底的怀疑在于对时间和空间也提出了质疑,认为空间或广延只不过是可感觉的对象顺序分布的产物,而时间总是被相继觉察的可变对象揭示出来的。不能说明时间空间是什么,让因果律就更加不成立。

康德被休谟的理论震惊,于是开始了对于知识的探究,提出“先验论”,并一步步证明经验如何发生,如何被先验格律如四组十二范畴整顿成知识。康德的先验论达到古典哲学的最高峰。康德第一次说明了知识是什么,故在康德以后出现一个词“知识论”,即我们所说的存在就是“知识”,故存在论在知识论上仍然是核心。在今天大信息量的环境下,《物演通论》已经能够进一步说明人类的知识和精神,但在当时信息量不足的情况下,康德哲学以后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哲学发展一路衰败。

黑格尔哲学是康德哲学的严重堕落,到克尔凯郭尔和尼采,哲学回归到只追问我和自身,认为我的感知是我所说的世界的源头,这种论述被海德格尔总结为“此在人本论”。实际上海德格尔的“此在”来源于莱布尼茨和沃尔夫所说的“定在”,但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使用“定在”指的是万物有规定性的在,海德格尔继承克尔凯郭尔以后使用“此在”仅指“无规定性的我”。这就是以“无规定性的我”为起点的当代存在主义,显示着现代西方哲学的浅薄,因为他没有回答我从哪儿来?我是什么?我为什么没有规定性?诸如此类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无法证明,也无法说清。

3、 即便能有所认识,也无从表述。请想想现代西方哲学语义论转向。

现代西方哲学认为我们所说的所有问题和逻辑问题归根到底是语言结构和语言路径的问题,这个语言结构和路径依赖缔造了所有哲学的伪命题。

公元前的高尔吉亚精准预言了后续上千年的哲学发展,我们无法得知他何以能预言,因为其文本丢失,无法说明其推导过程;但他说明了一个问题:存在论的探讨是一个没有边界的需要无穷追究的问题。

我们再看看西方“存在” 一词“being”的内涵表达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存在”的含义。“be”相对于“is”“was”“are”  是中轴非时态词。它表明:

1、“存在”是一个逻辑结构。“be”即“是”是一个谓语系词,对主语的解读全在“是”之后,如要说明“human”是什么,只能通过“是”连接主语“human”和说明内容的宾语,如“human”是理性动物、“human”是政治动物等;而最早的象形文字完全不需要任何逻辑结构就能完成表意。也就是说,当符号本身失去了形象化表示信息概念的时候,就只能在语法逻辑的命题结构中说明符号的命题和概念。

2、“being”中的“ing“说明存在是一个动态追问倾向。人的智能是在追问中调动的,如果认为自己的知识是圆满的,毫无疑问的,智慧就停止了调动。人早年的知识都是圆满状态,如神学用神解决了一切问题,如四书五经不追究此外的其他问题,曰“子不语怪力乱神”,即“be”后面没有进行时;唯独古希腊的这一脉思路,符号学里就表达了一种对存在无尽的无知倾向,即永远追问的倾向,由此导致西方智慧余量的不断调动、存在论不断纵深的过程,正如亚里士多德表述的“存在问题要永远追问下去”。

存在问题是人类调动智慧余量的开端,但对存在的追究反而导致存在的迷失,沿着上述从感性的追究到理性的追究、再到对语言本身的追究(或者说沿着本体论、认识论、语义论转向的路径追究),存在反而越来越迷失。也就是说,这种仅对感知(或者说对广义逻辑),包括对作为思想载体的语言本身的反思貌似是追究的越来越细致,却因为对于反思对象的渊源一无所知,实际上离存在论的根本越来越远,这个过程好比越来越枝繁叶茂的大树上,恣意生长的枝叶离根部越来越远,却忘了为自己寻根。所以,关于存在,必须要换个思路重新追究。这正是《物演通论》这本书与既往哲学理论的不同之处,它是在现代科学大信息量的背景下对存在论的重新追问并追问出存在的流程、源头、动力和目的,回答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的全部问题:但我因为它与既往哲学的不同不再使用“存在主义”,而称之为“危存主义”,所以我书中反复提到“伪在”和“危在”,“伪在”表达着感知的无效性,“危在”表达着存在的越来越动摇。

另,《物演通论》中之所以不用康德的“物自体”,而使用“物自性”一词,是因为外物是一个属性耦合产物,讨论“物自体”没有意义。康德的“物自体”或“自在之物”是“物质的彼岸静态自存”,与主体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物自性”表达着“主观属性与自体衍存的一元派生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的一元衍存关系),其着眼点在于探究“物质或物态发生演动的自在性质或内在动因”。(见《物演通论》附录的名词解释中的“物自性”)

总结存在论的意义:人类对存在无穷追问的过程就是人类思想不断拓展的过程或人类见识域界不断扩展的过程,就是人类文明的展开过程。简单的说,存在论的意义就表达为人类智化生存的拓展过程。


四、中国追问过存在吗?

中国只有老子追究过存在后面的东西,即老子的“道”。关于老子的“道”,学界有个很肤浅的争论,一派认为“道”相当于西方的唯物主义,因为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道德经》25章)、“道之初物,惟恍惟惚”(《道德经》21章);一派认为“道”相当于西方的唯心主义,即柏拉图的理念,因为老子的“道”看不见、听不见、摸不见,用老子的原话就是“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道德经》14章),符合理念论。还原老子所处的时代,老子应该和柏拉图一样都没想到它讨论的问题还有对象和精神的差别,因为在那个时代,精神认识论还没有展现为一个问题,东西方皆如此。

故老子的“道”是对存在最模糊的追问。


文章作者:王东岳

文章转自:无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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