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子宁要草料,不要黄金。—赫拉克利特

一个人被鞭挞的时候也可以是幸福的。—伊壁鸠鲁

有多少知识便有多少不幸,创造了知识就等于创造了悲哀。—《旧约·传道书》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 我曾礼赞过这句名言,但如今我得好生检讨——检讨知识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子非鱼

人类常常抱着极严肃而认真的态度,做出极荒唐而可笑的事情,这种情形在过去是屡见不鲜的,想必以后也还会层出不穷。它可以分成两种类别,一种是当时犯糊涂,随后尚能清醒过来; 另一种是当时很清醒,过后却一直糊涂下去。本文就从第一种类别谈起,再逐步导入第二种类别收尾。

一想起上上下下的高级官员和无知文人,几十年前曾经闹哄哄地大举批判马尔萨斯,你现在一定觉得有点儿好笑。不过,在我看来,它的可笑或可悲之处,倒并非由于中国的人口被弄成阶段性的爆炸性增长局面,那是中国人固有的生物性嗜好,原本怪不得少数人误导了他们; 也不是出于对马尔萨斯学说的崇信,因为他的确把问题搞错了,他说人口暴涨一定会引起饥谨、瘟疫和战争,结果实际上现代人所面临的麻烦却是吃得太饱了,以至于弄一出了种种怪里怪气的“富贵病”,譬如肥胖病、糖尿病等等。问题的关键在于,就算我们实在心里痒痒,想好好过一把腌攒人家的瘾,至少也该先把下蛆的地方找对,不然的话,我们岂不是只等于在上演一出端着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的滑稽戏?

说起来,达尔文这个人着实具有常人所不及的独到眼光,以及宽厚而又平和的稳重气质,他不但没有对马尔萨斯咒语般的理论心生反感或怨毒,反而从中看出了某些重要的自然迹象和思想线索。马尔萨斯最早发现,生物按照几何级数高度增殖的天赋能力,总是大于它们的实际生存能力或现实生存群量,依此推想,生物的种内竞争一定是极端残酷且无可避免的。姑不论马尔萨斯是否有必要给人类提出相应的警告,仅是这一现象中所隐含的一系列基础性问题,譬如,生物的超量繁殖潜力意味着什么? 抑制这种繁殖能力的自然限度何在? 种内竞争的幸存者依靠什么优势来取胜? 以及这些所谓的优势群体将把自身引向何方? 等等,就足以引起任何一位有思想的人不能不怵然深思。后来,达尔文在他那部划时代巨著《物种起源》一书的绪论中,特意提及马尔萨斯学说的科学贡献和启迪作用,可见要成为那个马老教士的知音,并不是一般人都够资格的。

实际上,人类目前面临的“富贵病”问题,也可以从马尔萨斯那里找到解释。就说吃饱饭这件天大的好事情吧,之所以称它为“好事”,乃是由于任何一种生命,大约都不太愿意忍饥挨饿,所谓“生存竞争”,第一要争的不外就是混饱肚子。然而,在自然状态下,有几个宝贝能幸运地天天装满自己的胃囊呢? 试想一下,它若饱食终日,一定性欲旺盛,结果不免弄得儿孙满堂,傲傲待哺,不过天底下的食料终归有限,吃饭的嘴只管增加,可吃的东西却只管减少,到头来,大家要么比较客气地匀出来一些,好让每个同胞勉强混个半饱,要么各自拼死抢夺,体力消耗反见增加,结果终于比混个半饱还要不如。何况,即便是在饥肠辘辘的状态下,由于动物们尚没能来得及学会采取避孕措施,生养后代的冲动照样难以控制,于是乎,各生物种群的数量还得继续扩大,直到新出世的半饱者与不瞑目的饿死鬼之比值最后完全拉平为止。也就是说,生物的超量繁殖本性,必然造成所有个体永远处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打饥荒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谁还能有望染上像“肥胖病”这样美好的疾患呢? 这大概也是我国古人偏要把脑满肠肥的丑样子表彰为“富态”的原因吧。

如此看来,“富态”的美誉或“肥胖病”的专利只能由人类来独享了。不过,这其中透露出一个自然进化意义上的严肃问题: 既然人类的生物先祖们全都属于饥寒交迫的产儿,那么,人类的生理结构及其生理机能也就必然最适合于半饥半饱的生活状态。换言之,经过亿万年自然选择的过滤,凡是必需饭饱酒足方能维持活力的物种,一定早已被淘汰出局、断子绝孙了,留下来允许继续进化的品种,当然只剩下那些饿着肚子还照样能够乱折腾的货色,这就是为什么你吃饱了饭反而打不起精神,甚至弄成体态失形、病魔缠身之局的原因; 也就是为什么农业科技越进步,人口泛滥越恶化,以至于把个好端端的诺大地球都弄出了“生态病”的原因。

现在再来说糖尿病。既然吃不饱饭已成定局,那么,在生物演化史上,凡属能够存活下来的物种,大抵都得具备一点节省能量的内在品格,否则,一旦吃不饱肚子,就饿得骨瘦如柴、弱柳扶风,像林黛玉似的,那它们又将如何投身于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呢? 所以,不难理解,一切后衍物种,包括我们人类在内,它们的遗传核质里一定不能缺少一种叫做“节能基因”的DNA 编码组型,这个基因专管如何少吃多干,倘若某日吃多了,它还负责把多余的能源转化为脂肪,贮藏在体内或皮下,以便哪天运气不好,断了伙食,可以调动库存,不至饿瘫。平日里,我们常会听见一些胖人哀叹“喝凉水都长膘”,大概就是这类基因特别发达的缘故。不过,话说回来,这组基因如果碰上时来运转、衣食无忧的能量过剩境遇,它就会转眼变成一个致病因子,因为它照例要将一切能源都好生收集无余,不许有丝毫浪费,以至于把体内各个细胞全部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众细胞只好奋起抵制,其后果便是能量物质从尿中排出,然而,此刻的机体细胞也已大伤元气,由以造成糖尿病的并发症最终波及全身几乎所有的组织和器官。可见,我们每个人大抵都是一个糖尿病的病因携带者,或者说都是一个潜在的糖尿病患者,诱发这个疾病的惟一条件就是让科技发展把你的肚子塞满。也许你会说,我自己可以节食,但由于科技发展使我们日常活动的体力消耗或能量输出大幅度降低,你即使不节食,人类饭量的自然减少已经导致能量以外的其他多种营养素摄人不足或平衡失调,你的节食未尝不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损害。总之,你无论如何也逃不出科技文明的生存氛围,你已经远离了你自身的动物本性,难道你还能返回到野兽或猿猴状态不成? 果然,人类糖尿病的自然发病率过去远远低于0.2一1%,但是,现如今,在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它已上升为 3一6%,骤增几倍乃至几十倍,并且目前还在以极高的速度迅猛扩散。据某些医学家推测,照此势头发展下去,在不远的将来,人类的50%甚至70% 以上都有罹患此病的危险,到那时,未染糖尿病的人或许反倒成了异常的另类也说不定。

其实,人类自己制造的疾病又何止上述这一两种? 比方说,人的生物钟是靠眼睛感受的光照来调节的,自从爱迪生发明出了灯泡以来,大规模的失眠症或神经性疼痛在人间爆发,弄得人们只好依靠长期服用安眠药或止疼剂来维系最起码的生理平衡。再如,现在盛行的温室大棚种植和催生剂点化,使果蔬之类的生长周期被人为改动,结果导致作物内涵的适配成分发生异变,亚硝酸盐等中间代谢产物大量堆积,它除了造成癌症发病率升高之外,其远期后果到底是什么,目前谁也说不清。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临床上的半数病因多少都与科学的进步或人为的胡闹有关,这还不太要紧,反正个人的寿命总算给闹长了,它的危害只不过是让你多受几年洋罪而已。但,如果把人类制造的其他种种科技麻烦加在一起衡量,恐怕它的总结果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整体寿命将免不了要大打折扣。近年来,英国等西方国家研究发现,与50年代比较,人类男性的精子数量明显减少,且病态精子的比例大幅上升,这是一个十分冷峻的征兆,因为,哺乳动物在灭种之前,通常会发生此类现象。譬如,中国大熊猫的濒危态势,就不仅仅与栖息地的植被食物链破坏有关,其雄性精子的衰竭情状,恐怕是一个更为严重且无法改善的自然寿限指标。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重新回顾和评判马尔萨斯理论的成就或失误所在了。严格说来,马尔萨斯的“学术出发点”及其“理论总导向”都是正确的,前者已被达尔文给出了证明,后者更在人类长期的社会运动史上被反复验证。其实,一般而言,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演绎的故事可信度很差,因为在他们单纯的人文学视野里,实在缺乏了一点必要的自然学深度。要知道,人类社会的周期性大动荡,通常潜含着人类自身的生物学要素在作祟。譬如,中国社会每隔二三百年便会出现一次激烈而血腥的朝代更替,它总是由普遍的生计问题或饥谨引起,接着瘟疫流行,战乱迭起,厮杀之余,人口骤减; 尔后,完全继承着旧朝代政治格局的新朝代确立,朝野上下一致倾向于休养生息,于是,人口数量逐渐恢复和增加,社会动荡的各种因素又开始重新积累,直到下一轮变乱再度被激发为止。有人早就发现,这个社会动荡曲线的起伏与人口数量曲线的升降完全吻合,其情形颇有些像是蜜蜂社会周期性“分蜂热”的再现。另外,世界各国的“领土主权”纷争,与动物同种之间的“领地抢占”现象如出一辙,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由之一,不就是他所公然宣称的,要为日尔曼人争夺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吗?

那么,我为什么还要说马尔萨斯的学说有严重失误呢? 这就必须从人类“智质属性”的加速代偿谈起,然而,这个问题说起来太聱牙,为了浅显起见,我在这里把它转换成知识增长和科学进步的直观命题来诠释。读者只需记住,人类理性能力的提升,是物质感应属性以及生物感知进化的继承性产物,这种“属性增益”的自然进程,必然造成其载体存在方式的相应衰变,以及载体结构形态的相应改观。由于马尔萨斯忽视了“科学技术”——我称其为“自然感应属性或生物感知属性演进到人类阶段的终末代偿形态”——的定向递进态势,亦即忽视了哲学意义上“代偿效价”与“存在效价”的反比互动关系,因而导致他把人类的社会生存问题说得太轻松了。事实上,人类的生物学趋势或社会学远景要比他所预见的情形严峻得多,正如人类的衍存位格要比其他生物的进化位相危险得多一样。也就是说,过去人们对马尔萨斯的批判,恰恰把问题全给弄反了。

马尔萨斯的直观理论适用于生物界的表观现象,也部分适用于人类文明化程度不高的早期历史。但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情况就会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体现在人类能够在某一有限范围内暂时解决繁殖过量所带来的麻烦,从这一点上看,马尔萨斯的理论失效了,不但失效了,而且还出现了相反的局面,譬如由“饿死”的问题转化为“撑死”的问题便是一例。然而,这个导致马尔萨斯理论失效的因素,即科学的大规模发展,却是一个远比生物种内的生存竞争更可怕的问题。生物的内部竞争一般不会直接引起该物种的灭亡,反倒可能引发该物种的变异选择和进化。不过,实话实说,这个“变异”和“进化”才是导致物种灭亡的真正动力。你看,越高级的物种,灭绝速度越快,所谓“灭绝速度快”就是“变异速度快”的代名词; 而且,高级物种通常反过来变成低级物种的天敌,或者说低级物种通常构成高级物种的基层食物链; 可见进化的结果不过是给自己制造出一个催命鬼或勾魂阎罗罢了。

科学进步是什么呢? ——就是最快捷的变异和最激烈的进化! 须知生物的进化是通过“基因突变”引发“体质性状”的变异来完成的,而人类的进化是通过“逻辑变革”引发“智质性状”的变异来实现的。所谓“智质性状”,就是指动物或者人类借助于自己的智能属性所造就的工具式体能延伸。也就是说,智质性状一定是体质性状的直接继续或机能发展,就像智能本身是一种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渐次发展出来的东西一样。所以,我们所谓的“工具”,无一不是动物体质性状的延长和补充,譬如望远镜和显微镜是眼睛的延长,刨床和龙门吊是手臂的延长,汽车和轮船是足力的延长,电子计算机是脑力的延长等等。总之,我们尽可以把一切工具统统称为“类体质性状”。这是个一脉相承的自然跃迁进程,也是人类远离了动物的基本原因所在。动物与人类之间的自然鸿沟或考古断环,其实早已由人类自身的文明化步骤把它完整地接续起来了,即是说,智质通过对于自身类体质性状的重塑和再造,其每一个演动进化步骤都相当于一次生物变异甚或生物变种: 从“猿人”——“旧石器人”——“新石器人”——“青铜器人”——“铁器人”——“机械化人”——“电子化人”。乃至发展到“基因工程人”而不止; 或者,换一个表述方式也一样: 即从“猿人”——“原始采猎人”——“游牧人”——“农业人”——“工业化人”——“信息化人”,乃至发展到“后现代化人”而不止。

不妙的是,智质进化完全继承了体质进化的自然规定,即原始物种的生存度明显高于后衍物种,物演进化的稳定度倾向于加速递减。这个动势在人类的文明化阶段显得尤其突出,它似乎标志着某种临界极限终于逼近了。请看,任何一个生物品系,哪怕是最高级的哺乳纲或灵长目动物,一般至少也要维持几千万年或几百万年; 从南方古猿进化为直立人种,大约经历了1400万年; 然而,一旦进人智人阶段,演动的形势立刻急转直下,“石器人”顶多存在了百十万年; “农业人”、“青铜器人”或“铁器人”只存在了不足一万年甚至不足几千年就行将或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而“工业化人”居然仅仅苟存了几百年就被“信息化”浪潮急速淹没了。如此激烈的变异和进化,简直无异于从一个慢速下滑的缓坡上突然跌人悬崖直坠的死亡深渊,而带动这个坠落态势的直接动因就是逻辑变革与科学发展。说起来,这还只是在一个时间流程的纵轴上抽象地讨论问题,其间尚未涉及人间横向生存平面上业已凸显的具体危机,例如人口爆炸问题、生态破坏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以及生物技术可能带来的极其恐怖的后果问题等等。

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我这里所说的科技进步及其危害效应,不是指它的负面作用,而恰恰是指它的正面功能,一如哲学上所谓的“有效代偿”与“无效代偿”,原属同一个宇宙进程或逻辑概念那样。换言之,正是基于科学发展的有益效果和积极动能,才导致人类生存形势的高速嬗变和急剧恶化。如果一项科技发明仅仅造成了某种副作用,则它不可能得到普遍推广和长期应用,如果它只是附带引出了一些不良影响,消除起来一般也比较容易。问题在于,任何一项科学成就的正面意义同时就是它的负面效应之所在,或者说,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正是它正面效应的施行结果,而且它的正面意义越大,其负面作用必然也就越强,二者终归同一回事,根本无法分别取舍。只不过,你要体会到这种效应,一般需要长时间的消磨和远距离的观察而已。

常听人说,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济世,又能伤人,一切取决于你怎样运用它,这实在是大错特错了。其实,科学只是一柄单刃刀,它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不过,那所破的“竹”正是我们人类自身,那锋芒之“所向”正好砍掉了我们的生存气数,它的每一小步挪动,在悄无声息之间,都比任何一场轰轰烈烈的饥谨、瘟疫或战争更有力度,因为它的运作,推动着或标志着一个宇宙进程的贯彻和自然法则的执行。相比之下,马尔萨斯的轻声预言又显得是何等的缺乏气势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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